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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政策过程中的积极家庭
2019年07月02日 09:18 来源:《妇女研究论丛》 作者:钟晓慧 字号
关键词:福利;改革开放;家庭政策;限制;研究;分析;生育;中国家庭;讨论;政策过程

内容摘要: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对家庭产生重要影响的政策区分为放开的政策、限制的政策、保障的政策三种类型,并以两个政策领域为例分析它们带来的后果。二、积极家庭:一个中国情境下的政策分析框架中国关于家庭与政策的讨论,较多集中在家庭政策及社会政策领域。依据政策的意图以及家庭实际感受到的政策效果,将相关政策分为三类:放开的政策、限制的政策、保障的政策。这一类“放开的政策”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知青回城安置政策、高考取消家庭成分限制的政策、鼓励出国留学的政策以及允许私人购房的政策。三)保障的政策保障的政策主要涉及与家庭的福利(照顾)功能相关的政策,包括对女职工生育哺乳方面的支持、对儿童抚育的支持、对老年人及伤残者的照顾支持以及健康与医疗方面的支持等。

关键词:福利;改革开放;家庭政策;限制;研究;分析;生育;中国家庭;讨论;政策过程

作者简介:

  摘要:本文从政策过程的视角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家庭领域发生的变化,并反思国家与家庭的关系。本文提出一种较宽泛的家庭政策分析框架,涵盖经济与福利两个维度。从这个框架来看,改革开放使中国家庭日益成为“积极家庭”,即在财富积聚和福利供给两个方面都表现出能动性。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对家庭产生重要影响的政策区分为放开的政策、限制的政策、保障的政策三种类型,并以两个政策领域为例分析它们带来的后果。一方面是将家庭纳入管理以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是促进了家庭的复兴,家庭反过来成为影响政策变化的重要因素。最后讨论了国家与家庭的三次契约,并对推进中国家庭政策的研究与实践提出了初步思考。

    关键词:家庭变迁 积极家庭 政策

  作者简介:钟晓慧,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家庭政策与社会福利。

  一、问题提出:政策过程的视角

  在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家庭。对这个问题存在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视角。改革开放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传统的家庭形态和家庭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譬如,主干家庭转变为核心家庭和小型化家庭[1](PP120-121),由代际纵轴关系主导转变为夫妻横轴关系主导[2](PP150-154),等等。另一种理解则引入国家与家庭关系的视角,强调中国的家庭变迁有其特殊性,它来自于国家对私人生活领域的“公器干预”作用[3](PP12-26,P5)。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生育政策与家庭的关系。在中国城镇家庭中,有数量庞大的独生子女家庭,如此整齐划一的现象不能仅仅理解为现代化的自然结果,它是国家干预自然进程并强力塑造出来的。换言之,现代化是一个大背景和趋势,而国家起着中介变量的作用[4](PP52-69)。

  家庭研究在上述两方面都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现代化和国家这两个概念都太大,直接用于分析并不完全合适。以现代化发展程度作为标尺,逻辑上有利于论证趋同性,却不容易解释特殊性。比如,在大致相同的市场化或都市化条件下,有些国家的家庭住房自有率比较低,但中国家庭的住房自有率很高。显然,这不能仅仅用现代化来解释。相比之下,从国家视角出发的分析揭示了中国家庭变迁的某些特殊性。但是,改革开放前后,国家的根本制度没有改变,国家的干预力度也一直很强,为什么改革开放后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呢?这需要更深入细致的解释。

  如果聚焦于与家庭相关的具体问题则会发现,不论从哪个视角切入,对于具体家庭现象的分析都会联系到具体政策。无论中国的现代化还是改革开放,总体上都是一个由国家发动、规划和推动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作用一直十分强大。但是,这个作用是通过大量的政策法规表现出来的,而政策方案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比如,在育儿与养老问题上,可以有公共财政承担的方案,也可以有公共财政不承担或者较少承担的方案。在不同政策方案的形塑下,家庭变化会有不同的方向。

  鉴于此,在现代化与家庭之间以及国家与家庭之间,本文引入政策过程的分析视角。政策过程,是指公共政策与环绕于它的多个行为者、事件、背景以及后果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作用,它在时间进程中展开[5](P2)。政策过程的视角将家庭生活放置于国家的具体政策框架下,在一定的时间跨度中加以研究,仔细分析哪些特定的政策以怎样的方式对家庭产生了影响,并将家庭发生的变化视为政策后果,分析这些后果是否反过来影响政策。因此,本文要考察不同政策领域、不同时段及背景相关政策的重要变化以及家庭的主要决策。

  把家庭看作政策过程中的行为者,意味着充分承认家庭能动性的一面。能动性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在不同时期,相对于不同的政策领域,家庭能动性的表现方式不一样。能动性还来源于家庭与个人之间的实际变化。在中国快速转型过程中,一方面,个人意识逐渐崛起,家庭对个人选择的强制力弱化;另一方面,面对制度约束和市场风险,个人又必须充分重视和调动家庭资源。家庭成员越来越有意识地根据具体情境彼此协商如何最大化地运用家庭资源。由此,家庭的居住安排、代际关系、角色分工以及内在的价值观念,不但反映了文化与制度的约束,而且反映了家庭成员的集体选择和有意识的构造。这种情况下,家庭具有自反性、伸缩性和流动性等特点[6](PP145-168,P245)[7](PP88-96)[8](PP191-213,P245)[9]以及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相互杂糅的“马赛克家庭主义”[10](P26)特征。有学者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家庭的这种能动性称为“积极家庭”(active families)[11](PP520-541),以此强调家庭在个人与国家、市场化、全球化等力量之间的中介作用。

  沿着这样的研究路径,本文也将具有能动性的家庭称为“积极家庭”。它是指在特定的政策情境和制度约束下,家庭成员通过有意识的规划和行动应对风险或争取机会,以实现个人及家庭的目标。

  首先,“积极家庭”是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在政策分析中把家庭看作自变量,即重要而活跃的结构性因素。比如,西方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原初设计是以“男性养家”模式为前提的。当越来越多的家庭变成双薪模式时,原有的政策失效,必须进行相应调整。又如,中国在小学推行减负政策,需要来自家庭的配合。但是,城镇家庭在规划孩子教育方面的高期待和竞争心态以及夫妻共同就业带来照顾时间分配上的压力,促使学校做出很多改变,也引来市场力量的介入(如课外培训班的兴盛),结果往往令学生负担不减反增。

  其次,“积极家庭”也是在经验层面上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人们常常觉得,社会的急剧变化使家庭变得更加脆弱,这方面确实有很多真实的案例。但是,积极家庭这个概念更强调的是随着家庭财富与教育水平的提升,家庭在自身发展方面表现出很强的规划意识和竞争意识。这是改革开放的一项成果,同时也带来一种新的局面。过去,工厂工人的家庭状况大致相同,机关干部的家庭状况大致相同,工厂工人和机关干部之间的家庭差距并不是很大;今天,随着社会分层的加剧和固化,家庭状况对于子代求学、就业的层次产生更大的影响;住房获得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家庭支持。不平等现象穿越传统的城乡、职业、教育或阶层界限,更加分散地表现为家庭之间的不平等。“积极家庭”的概念把这种状况看作风险,并保持批判性的审视。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说,在激烈的竞争中对自己家庭落后的焦虑一旦爆发汇合成社会情绪,会对决策者构成巨大压力。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将从政策过程的角度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所发生的变化。通过分析,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有哪些主要政策对家庭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这些政策如何使家庭成为能动的主体?第三,家庭以什么方式推动了相关的政策调整?

  本文将分成四部分进行讨论。第一部分讨论与“积极家庭”相关的政策分析框架,并聚焦于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家庭的角色和作用;二是如何甄选需要分析的政策。本文从福利(照顾)和经济(生产)两个角度讨论中国家庭的作用,同时将相关政策区分为放开的政策、限制的政策及保障的政策三个类别。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从政府和家庭两个角度,考察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第四部分为结论,对在此框架下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家庭政策理论与实践研究提出初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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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钟晓慧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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