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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与代表:协商民主中的正当性议题及启示
2019年07月03日 09:37 来源:《新视野》2019年第3期 作者:张继亮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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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绍:张继亮,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

  摘  要:人们普遍认为协商民主比代议制民主更具有正当性。然而,实践中协商民主不可能将所有相关的公民包含进协商过程中,协商民主所承诺的正当性受到侵蚀。为了破解协商民主面临的这一正当性难题,需要对委托式代表制进行修正,将它发展为一种“协商式”代表制或“关系式”代表制,即代表之间不仅要展开协商,还需要同他们所代表的选民展开协商。西方协商民主所面临的正当性难题、解决方案及其存在的问题,能够为我国推进协商民主建设提供有益启示。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努力提升人们的协商能力并培养群众的协商习惯,进一步完善基层协商民主的具体实施策略。

  关键词:协商民主;正当性;共识;代表制

  在许多学者看来,与代议制民主相比,协商民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是它能体现更多的正当性(legitimacy)。例如,科恩就认为:“公民在协商民主这一秩序之下共享以下承诺:通过公共推理来解决集体选择问题,并且将他们所处的基本制度看作是正当的,只要它们是通过自由的公共协商建立起来的。”同样,本哈比也认为:“复杂化的民主社会中的正当性必须来源于所有人对共同关注事物的自由与无约束的协商。”[1]此外,德雷泽克也指出协商民主的核心观念在于,公共决策的“结果正当性的原因在于所有受这些决策约束的公民在参与真实协商过程中对它们表达了反思性同意”。[2]协商民主之所以体现更多的正当性主要源于两个原因: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通过公民之间的协商,它能使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定;从民主的角度来讲,通过公民之间的协商,它能促使人们转变偏好从而达成共识。[3]

  然而,这一正当性的获得是建立在全体公民都参与协商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问题在于,由于时间与场所的限制,以及协商民主“陈述理由”——相互给出理由、相互辩驳的约束,所有人不可能同时参与到协商过程中。为了确保协商得以开展,只有少部分人能参与到协商过程中。这少部分人通过协商可以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可以转变偏好,进而形成共识,但这些决定只对参与协商的人具有正当性,对未参与的人并不具有正当性。如此,协商民主就不可避免地面临正当性的困境:如要确保协商得以实现,就需要将很多人排除在协商过程之外,对于被排除在外的人而言,这些协商的结果就不具备正当性;如果试图将所有人都纳入到协商过程中的话,协商就无法实现。

  解决协商民主正当性困境的备选方案

  针对协商民主的正当性困境这一难题,学者们提出许多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大体沿着三条线索来展开:一是限制参加协商的人数,确保协商的优先性;二是降低协商的标准,将大部分人纳入协商过程中,确保参与的优先性;三是将两条路线结合起来,即一方面限制参与协商的人数,另一方面降低协商要求的严格性。然而,这些解决方案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费什金在《倾听民意》一书中提出了限制参与协商的人数来保证协商质量的方案。费什金首先提出“政治平等”“参与”与“协商”三个理想“不能结合起来以逐步实现一个单一、一致的理想”,他认为:“政治平等和参与的实现会导致一种损害协商的简单、全民公投式的民主。政治平等和协商的实现又会损害大众参与。而协商和参与可以通过那些被不平等地激发动机和兴趣的人的参与来实现,但是这又违反了政治平等。”在此基础上,费什金认为协商民主意味着“将人民自己的审议协商与政治平等结合起来”,换言之,在他看来,协商民主意味着政治平等与协商而不是全民参与。[4]费什金之所以在“政治平等”“参与”与“协商”三个理想中选择政治平等和协商,是因为他认为这三种理想无法完全实现,而政治平等和协商这两种理想更具有价值,毕竟这两者能促使人们做出更明智的“深思熟虑的判断”,而这一点正是赋予协商民主以正当性的保证。然而,费什金这一做法存在着以下困难:协商民主的正当性既包含认识论层面的正当性还包含民主层面的正当性,而民主层面的正当性是协商民主正当性的最终来源,如果将大部分人排除在协商过程之外,即使这一协商过程带来的结果在认识论上具有优越性,但由于它没得到那些未参与协商过程的公民的支持,那么它也不具有正当性。

  其次,如果费什金提出的方案即牺牲参与(民主)来实现协商这一做法不成立的话,那么,人们可以考虑通过降低协商民主严格的“讲理要求”来扩大公民的参与,从而有效解决协商民主正当性的难题。[5]目前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强调各种各样的非理性论证的表达方式作用。因为,诸如修辞性的演讲之类的非理性论证式的表达方式可以使得很多人同时(消极地)参与到这一过程之中,从而避开了人们之间相互给出理由,相互辩论所引起的时间规模难题。同时,诉诸问候、修辞、叙述等可以增进协商过程的包容性,即这些表达方式可以将很多不习惯“不带感情色彩”的抽象推理这一表达方式的非主流的群体(诸如女性群体、少数族裔群体)纳入到协商过程中来。[6]然而,这些非理性论证式的表达方式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这些非理性论证式的表达方式,特别是修辞性的演讲存在着诸如欺骗、操纵等问题;二是即使非理性论证式的表达方式可以增进协商过程的包容性,可以将许多非主流群体的观点包容进协商进程中,但其合理与否以及人们是否要将它们纳入最后的决定之中依然要诉诸理性论证,那么,人们仍然面临着协商民主的正当性难题。因此,诸如演讲、问候、修辞与叙述等非理性论证式的表达方式只能“补充而不是取代那种强调论证作用”[7]的表达方式。

  再次,与上述做法类似,德雷泽克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话语民主”来解决协商民主所面临的正当性难题,即这种民主能够“将正当性观念与数(真实或想象的)反思性个体人头的方式拆开”。[8]这种话语民主之所以是“话语式的”,是因为公共推理分散于公共领域各个去中心化的交流中;它之所以是“民主式的”,是因为这些交流控制在“有能力的”“反思性的”行为者手中。相比于协商民主,这种话语民主的正当性体现在“一个公共决定与呈现于公共领域中的一系列话语相一致,并且它们受到有能力的行为者的反思性控制”。[9]德雷泽克认为,通过降低协商民主严格的协商要求,这种话语民主既能带来协商民主所需要的正当性,同时又能解决公民参与的难题。然而,这一“话语民主”方案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公共领域中的每个话语都与单个个体联系,这一联系体现在:一方面它们参与了对每个个体认同的构建,另一方面它们是人们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因此,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会采取策略性手段而不是理性论证来保证自己认同的话语在公共辩论中获胜;其次,每种话语都镶嵌于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在公共辩论中获胜的话语可能更多地体现了当前社会的权力分布状况,而不是源于内含于它们中的合理性。

  最后,与上述方案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是古丁提出的“内在的民主协商”方案。其做法是将人际间的协商转化为每个个体内心的内在协商,“通过将的关注点从‘外在集体’转到‘内在思考’,将协商民主的大量工作转换至每个个体的头脑之中……就此而言,协商并不是使人们‘通过对话在场’,而是使人们以协商者的思想‘通过想象在场’”。[10]这种方案是通过一方面降低参与协商的人数(降低至只有个体自身),另一方面降低协商要求的严格性(个体自己的想象论证可能没那么“理性”、那么“合理”)来解决协商民主的正当性难题。这一方案虽有吸引力,但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可能无法将其他所有人的观点通过想象呈现于头脑中;其次,即使能够将他们的观点呈现于的头脑中,也很难“将其他人的偏好作为自己的偏好来对待”,即无法很好地同等理解其他所有人的观点;最后,即使能同等理解其他人的观点,也缺乏强有力的动机去这么做。

  如果说上述三条线路的解决方案都存在问题,那么是否就无法解决协商民主中的正当性难题?如果这个难题解决不了,协商民主就无法兑现自己的正当性承诺,因此也就无法宣称自己比代议制民主更优越。然而,除了以上备选方案,就真的无法解决这一难题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可以尝试用特定类型的代表制来解决协商民主中的正当性难题。

作者简介

姓名:张继亮 工作单位: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职称: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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